在河南农大家属院39号楼的一个老房子里，举目看不到一点现代化的陈设。1月3日，大河网记者走进这间老房子，看到房子的主人是位衣着朴素的古稀老人，若不是事前了解，很难想象他竟有近亿身家!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不久前，这位老人把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8万元全部捐给了他所在的学校。——他，就是77岁的河南农大教授王泽霖。

给鸡宝宝当“保护伞”，科研成果转化出近亿身家

“王泽霖能赚钱!”这看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1985年至1995年期间，当“万元户”都了不起的时候，王泽霖就通过办班、禽病诊疗、化验、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形式，逐步积累资金400多万元。

2005年，王泽霖研发的5个兽药证书一次性获技术转让经费500万元，在校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要问王泽霖赚钱的秘诀是什么，有个生动的比喻是——他给鸡宝宝当了“保护伞”!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突发、重大和难以控制的疫病一直是我国养禽业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集约化养殖业兴起，但新城疫等老病频繁暴发，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造成家禽大批死亡，严重危及我国养禽业发展。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我国种鸡场、蛋鸡场使用的疫苗主要依赖进口，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入国际禽病防疫巨头的口袋。

国内谁能打破这一状况，谁就能为国家家禽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当然也就找到了打开宝藏的金钥匙。很多人为此孜孜不倦，幸运女神最终眷顾了王泽霖。

但幸运绝非偶然。

1984年年初，王泽霖调入河南农大，从此在这里开始了禽病防疫的事业。和很多人不同的是，王泽霖很早就创新性开展了产学研协同创新，采取和企业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滚动发展，走出了一条以服务生产促教学、科研，以教学和科研提升服务能力的良性循环道路。

35年来，在没有向国家申请经费的情况下，王泽霖科研创新却凯歌高奏，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并主持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了国外垄断，彻底攻克了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被誉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个人和团队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时间，“禽病防疫就找河南农大王泽霖”成为业界共识。

2014年年初，得知王泽霖教授团队要进行新疫苗的研发，4家企业立即出资1950万元进行资助，条件只有一个——成果优先使用。

王泽霖每一项研究都紧跟生产需要，也因此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100%，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让全国数以亿计的鸡宝宝得以健康成长，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放心肉。

大河水涨小河满，作为鸡宝宝的“保护伞”，王泽霖和其创办的独立法人实体累计获成果转让经费和合作到账经费近亿元，目前还有两家上市公司因为使用王泽霖专利技术，需要将每年8%的市场销售额作为专利使用费，连续12年支付给王泽霖和河南农业大学。

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他的大方超出了想象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钱改善生活天经地义，买房买车旅游购物潇洒快活。但是王泽霖却将钱花在了他的“刀刃”上——科研和公益。

于是，在赚到第一个400万的时候，王泽霖用这些钱逐步为学校盖起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省内高校最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供生产、科研、教学使用。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闫诺潜是王泽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1994年至1997年跟着王泽霖做实验。他回忆说，当年老师们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但是导师王泽霖为了让他好好做实验，当即买了价值1.6万元的PCR仪供其使用，这也是整个学校的第一台。

王泽霖一砖一瓦创办的禽病研究所科研设备一应俱全，但是为了学科发展需要，如今他已经全部捐给了所在的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2005年，王泽霖转让新药证书所得500万元，按照协议，除学校和学院所得外，其个人和禽病所可分得345万元。他拿到资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的230万元交给禽病所用于实验室建设，剩余钱款后来又全部捐出，其中100万元捐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创新基金，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外出差回来的王泽霖返校后没有回家，而是径直来到学院，掏出身上仅剩的2000元现金交给学院领导。回到家，又立即让爱人设法筹措20万元现金捐给学校，这也是当年河南高校教师队伍最大的一笔捐款。

2015年，王泽霖两个新药证书被两家企业收购，按照协议，企业要将每年销售额的8%作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王泽霖，期限为12年。这笔收入相当可观，按照近年来的收益测算，12年保守收入在千万元。但是就在2019年3月，王泽霖向学校提出报告，将其中分给自己的部分全部捐出设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

王泽霖说：“设立科研创新基金，就是期待更多的年轻老师，不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农业发展的领域闯出新路子、做出新贡献。”

就在前不久，王泽霖又一次找到学校，表达了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的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的意愿，希望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即业界俗称的P3实验室。

王泽霖表示：“P3实验室对于河南农大有关学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希望尽快将这笔资金用到它需要的地方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就这样，王泽霖干了一辈子，取得了很多科学家无法企及的成就，收获了多少人无法企及的财富，但他只是挥一挥衣袖，毫不犹豫地“裸捐”。

一生简朴，“最抠门”的他说出原因让人肃然起敬

王泽霖的科研成就有目共睹，成功的根源是其对科研的狂热追求，用其爱人王五梅的话说就是“干工作跟陀螺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当然，对于不少局外人看来，除了对其成果等身的赞叹和对其巨大财富的艳羡之外，更多的是对王泽霖生活方式的不解，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太简朴”、“对自己太抠门”“太苛刻”。

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明说：“老先生对待金钱让我感觉两极分化，他合法拿到的数千万元眼都不眨就捐出去，但是出差在外住宿吃饭，差几十块钱他也要较真!”

菅复春老师曾在禽病研究所跟着王泽霖夫妇多年，对王泽霖老师的简朴一直看在眼里。当年王泽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去作报告，“这么重要的大会，王老师依旧穿着旧衣服，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菅复春就善意提醒说，“王老师，你没时间的话，告诉我您的衣服号码，我去帮您买一套像样的衣服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的。”

结果王泽霖老师只是“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学院书记程功鹏也曾劝王泽霖：“王老师，你是大专家，也是学校的形象，得弄套好的西装穿穿。”

对此，王泽霖的答案却是，“我一辈子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随时都要去鸡场，你让我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耽误干活啊”。

的确，在王泽霖的字典里没有“享受”这个词，已经77岁的他至今还坚持着出行的原则——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

“抠门”这个词传得久了，自然王泽霖也感受得到，但是他却不以为意，总是一笑了之。当人谈起他当年坐火车出差随身还要带小马扎的故事时，他会笑眯眯地说，“那是创业的时候，现在我也坐飞机的”。

王泽霖的爱人王五梅40年前曾是山西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儿，对生活还是有追求的，特别喜欢旅游。但是，过去王泽霖出差开会从不带她，“因为出差是花公款，要不得的”。

“现在可以啦，我们都有退休金，出去旅游还是没问题的!”王泽霖又是笑眯眯地说。

在大河网记者追问之下，王泽霖才道出了为什么这么“抠”。

王泽霖1942年出生在苏州。虽是“市民”，但是父亲却早早失业，生活十分困苦。王泽霖有个姐夫叫赵福仁，14岁参加红军，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革命。姐夫很顾家，“多亏了姐夫的接济，我们才扛过三年自然灾害。”王泽霖动情地说，“姐夫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

王泽霖的困境随着考入大学略有改善，但是节俭的习惯却烙进他记忆深处。王泽霖196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临汾地区兽医院做兽医工作，在那里结识了爱人王五梅并结婚，王五梅回忆说：结婚没几天，发现王泽霖穿的棉裤上居然“打着十几个补丁”。

因为有着艰难时期的深刻体会，王泽霖自小就养成了一粒米都不能浪费的观念，同时也立下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共享理念。

一生付出，他说的最多的话却是“感恩”

见证着国家的翻天覆地，感受着民族的焕然新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每当看到国家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总感到无比喜悦和欢畅”。

所以，王泽霖拼命工作的目的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快些，老百姓生活得更富裕些。”

对于他的成就，王泽霖只是淡淡地说：“我这些新技术的研发，打破了国外疫苗的市场垄断，降低了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效率，算是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今年已经77岁的王泽霖虽然因为患上糖尿病消瘦了很多，但他仍然干劲十足，时常还要去企业指导生产。

谈及8208万元的捐款，王泽霖十分平静，他说：“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学校和学院支持、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才有价值。”

说这些话时，王泽霖依然是那种让人舒服的笑眯眯的表情，没有抑扬顿挫，话语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

这就是王泽霖，一辈子为了我国家禽事业不懈奋斗至今不休，一辈子科研建功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却总是说“做得还不够”，一辈子科研转化出巨额财富却全部捐出，一辈子“苦行”却道工作是他最大的快乐、公益是他最大的满足。(记者 张楠 通讯员 周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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