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中，陕西以15处位列全国第二。在陕西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中，有23453处古遗址，占全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的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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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指导和陕西省社科联的支持下，陕西省考古学会组织评审会评选出“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这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凸显了过去一年陕西在文物保护与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为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做出新的贡献。

▲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

都城遗址，

开启王朝历史的关键钥匙

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22年，考古人员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三号建筑位于发掘区西侧，坐北朝南，呈长方形，由台基、散水等组成。台基北侧、西侧散水外发现屋檐滴水形成的滴水坑，揭示建筑原为瓦顶。在散水外缘之内，发现连续分布的间距不等陶立管，从位置判断，其可能与“擎檐柱”有关。

十一号建筑位于发掘区东侧，台基呈长方形，面积357.84平方米。台基上残存独立房间4个，台基周围分布壁柱18个。在台基北、南、西侧散水与台基间均分布有陶立管。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是近年来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使人们对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和演变有了清晰认识。三号、十一号建筑第一次完整揭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表示，三号建筑东侧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建筑的南北向轴线，是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而在三号建筑发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筑和厕所，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同类遗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样，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西头村的西头遗址，为进行商周时期的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北大学教授豆海锋表示，西头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古桥遗址，

揭示古代桥梁建造技术与礼制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目前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陈爱东表示，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朱雀大街是贯穿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交汇处、安仁坊西北隅一带。在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内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桥址，皆为南北走向，中间最宽，两边稍窄，间距大致相同。五桥结构大致相同，其中中桥原应立有5对木柱，两侧4桥皆立有4对木柱。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隋唐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掘是隋唐长安城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都城礼制、道路排列、里坊布局、桥梁结构、人工沟渠的修筑及流向以及当时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全民表示，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同类遗址，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史前遗址与营堡遗址，

文化起源与交流融合新佐证

夜塬遗址位于陕西洛南盆地西部，处在南洛河与其南部支流县河之间，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该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洛南盆地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为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以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夜塬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级阶地部位的地层堆积物，获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标准地层剖面、构建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改课表示，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地层中均有发现，其中发现有层位关系清晰、种类和数量较多的阿舍利类型石器组合，构建起了洛南盆地百万年以来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脉络，初步证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与阿舍利技术更可能为不同时期人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证实了百万年来远古人类活动的清晰轨迹。

▲ 清平堡遗址彩绘泥塑（蒙古服饰）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是中华文明交流与传承的重要见证。考古发掘对城内展开了全面勘探。通过考古发掘，对清平堡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保存情况有了进一步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定位是兼具军事和商贸二重功能的。

“清平堡是首次对中国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3年来，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表示，显应宫清理出土的典型蒙古服饰泥塑与典型汉族服饰泥塑则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营堡外侧与护城墩并立的寺庙，也进一步说明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具有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功能。

考古发掘为完整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面貌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珍贵的一部分，在发掘中保护、在保护中研究、在研究中利用，将更好地凸显遗址在中国社会变迁及文化发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必将使考古成果为全民共享，这也是陕西作为文物大省的职责所在。

2023年5月11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陕西：大遗址考古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进程研究》

责编：张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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