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搞基建那几年,会写文章让我有了份工作
2008年,我因为参加一个征文获了奖,一下子从一个全职主妇“娃他妈”变成了“能写文章的”。被人称呼时,也从“某某媳妇”变成了户口本上的名字。
一个在工地管事的亲戚找到我,让我给他们老板做资料员。资料员?我吓了一跳,那不是专门的技术人才吗?我高中毕业后做了十年“孩子王”,然后就一直在家带娃。虽然闲来也偶尔读一读书,但从未参加过任何就业方面的培训学习。不要说工程技术,就是字也好多都忘记了,会读不会写。我这样的水平能当资料员吗?
(相关资料图)
亲戚解释说,他们老板承包的都是基坑支护方面的基础工程,活小,没风险。关键资料不进档案,要求不严,很好弄的。你没问题,绝对能胜任。我还在犹豫。亲戚说,一个工程,你只需要去工地几次,完成资料就行,不要求你守在工地,你可以每天回家。然后不由分说就拉着我上了他的车,去了他们的一个工地,又去了办公室。
我这就“走马上任”了。
稍微熟悉之后,我才相信亲戚没有骗我。这工作确实不难,工作量也不大。一套完整的资料,包括图纸、开工报告、施工方案、企业资质、施工过程(工程质量控制)、验收记录、竣工报告等。施工方案会有人编写,企业资质也有挂靠单位提供,我只负责拿取、复印、整理,做好施工过程记录。所有的表格都在一个工程软件里,我只需要填好表格打印出来,请监理和有关人员签字盖章即可。
■ 图源网络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最忙碌也最清闲的一段时间。忙碌是因为奔波,清闲是指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
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准备早餐,打发孩子上学后,我也背上包急急赶往村口等班车,再倒一趟到西安,奔向第一个目的地。这目的地每天不一。有可能是去设计院去图纸,有可能是去工地记录施工情况,有可能是去办公室做资料,去打印部复印、装订资料,也有可能去挂靠公司,去检测站……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当时老板的办公室在北郊,是唯一固定的地方。其他则随着工程的变化而变化。后来为了做资料方便,我干脆把电脑搬到了工地,资料章和印泥装在随身的包里。我的那个包可是个百宝箱,什么东西都有。除了公章印泥资料纸本笔,还有订书机、刀片、拆针器、橡皮、小剪刀等,应有尽有。
基坑支护这活儿,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了解,就是一幢大楼开始盖之前,会在地基处挖一个大于地基的大坑。浅则三四米,深则十几米,甚至二三十米。为防止周边坍塌,发生危险,影响主体施工,会在盖楼以前先由人工对四周边坡进行支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边坡上打孔,里面安装钢筋,灌注水泥砂浆。坡面上也用钢筋锚索之类固定,喷上20公分左右厚的混凝土保护层。有的还有预应力张拉。设计院会根据基坑的具体情况给出图纸,经过专家论证,然后由工人具体施工。不同的工地有不同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许多别的不同,我也就经常出入各个单位,取送资料,签字盖章。
基坑支护是小工程,用人不多,工期一般也不长,所以一个老板手下往往有好几个工程同时进行。有的刚开工,有的快完工,有的土方开挖不到位,影响了施工,或出现了什么问题,哩哩啦啦了几个月等等。我去工地那几年,正值西安周边大开发,我们的工地往往都在城外,东南西北都有。而合作单位往往都在城里。这样,我常常需要从龙首村送完资料,然后赶到丈八北路,再到锦业路;从航天六路赶到西门,再到鱼化寨;从韦曲赶到乐居场、火炬路,从浐灞赶到咸阳……
一张公交卡,几沓资料夹,穿一双平底的运动鞋,背一个特大的公文包,我每天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城外的村村寨寨。往往是凭着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地址,我便再三倒车前往找寻。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手机上的各种导航,我只能通过询问、看地图、看公交站牌来决定乘车线路。有时候从我当时所在的地方实在找不到路线,我便坐车到钟楼等其他大站,然后再一个个公交站牌地找寻目标车站。那时候谁要是找我,我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等公交车。而车程往往都很长,每天其实办不了几件事,事情往往几十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就能办完,时间都浪费在了路上。记得有次跟一个文友说起此事,文友说,那你买个电摩呀!电摩轻便,跑得快,不用等车。文友住在一个小县城,也几乎没出过那个小县城。我无法给她解释她的建议,在这么大的西安,在我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可行性。我依旧坐我的公交车,东西南北地“跑”。
■ 图源网络
每次从一个地方出来,我总是连颠带跑赶往最近的公交站,然后站在站台上一边喘着粗气,擦汗,一边等车。为啥不慢一点、优雅一点?我也想啊,可情况不允许!好多工地在新开发区,仅有一两路公交车可抵达,而且要间隔30分钟甚至一小时一趟。也许就因为我慢条斯理地走着,差几秒没赶上这一趟公交,坐下一趟的话,人家那边就下班了,我得等到下午或第二天再跑一趟。而就因为我紧赶慢赶,赶上了这一趟车,我可以多几分钟的从容,从而多些思考,想些办法,就解决了一件重要的事。
资料确实好做,整理也不难。但想成功上交,却是一件大难事。所难者何?监理签字也!城区的工地还好说,监理大都能同时到岗,行使监督之责。开发区的工地就不一定了。因为条件简陋,水电跟不上,工人们支几个帐篷,就是宿舍和厨房,基坑上边的荒草地边围几个捡来的石棉瓦,就是厕所。有的工地弄几个活动房做临时办公室,有的连活动房都没有。再加上离城区远,交通不便,往往一个工程都干完了,监理还没有来过工地,或仅仅来过一两次。这种情况下,你让人家签字,人家能愿意吗?有的监理虽然一直在工地,但工程这事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本来就难免这样那样的“罪”,监理当然也不会痛快签字。监理不签字,资料就没完成。没有资料,工程款就不可能给付。这样,接下来的投资,工人的工资,还有我的劳务费,就会随着延期。
搞好监理这一关,老板和工地负责人自有他们的办法。而我也不能闲着干等,毕竟这是我负责的。印象中基坑支护这种小工程的监理,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每个工程只有一个。我每次去工地,除了下基坑,查看施工情况,就是去监理办公室,跟监理套套近乎,聊聊天儿。监理爱看书,我就跟他谈论读书;监理爱喝茶,我就听他讲茶道;监理写毛笔字,我就夸他字体大气,行云流水,向他讨教运笔、出锋……现在想来,那些监理每天孤独地站在坑里坑外,看几个十几个工人打孔、注浆、绑钢筋,也实在无聊。周围是野地荒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每次的毕恭毕敬、耐心倾听、虚心求教,多少满足了他们一些情感的需要吧,那时候很少有监理为难我。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资料本身不入档,基坑回填之后便无风险,他们也无需担责。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这一段生活经历也对我大有裨益。每天坐在公交车上,眼睛望向车外,看风景,看人流车流,看城市变化,不由自主地会有诗句涌出,有写作冲动,就像一个孕妇,深切地感受着小家伙在肚子里的抬踏踢动。晚上回到家,等孩子睡下,我会打开电脑写博客,把白天的见闻感受记录下来,和许多文友分享。有编辑看中也会留言,拿去他们杂志发表。当时省电台新闻广播名牌节目“午间播报一小时”,有个板块叫“百姓说新闻”,我的所见所闻也经常通过电波,用我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传向三秦大地。我因此每月都有几张汇款单翩翩而来,像天使般使我快乐。汇款数目不大,多是两位数,但在我理解,稿有所酬,是对我劳动的肯定和尊重,我乐在其中。
时间不赶紧的时候,顺道,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我也没少逛游。我在大雁塔广场看过喷泉;去汉唐书城买过书;樱花开放的季节,我去过青龙寺;也在康复路、西北商贸、小寨商圈等好多地方浏览过商品。我写过杨虎城纪念馆、西安城墙等地方的游记,曲江池、雁鸣湖、革命公园、莲湖公园、兴庆宫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都留下过我的脚印,还有碑林、八仙庵、书院门……
■ 大明宫
后来,从不晕车的我不知何故开始晕车,用了各种晕车药,效果都不佳。稍不注意,各种恶心、呕吐,每天出门跟上刑场一样。只好跟老板好说歹说,离开了工地。
回忆起来,糗事多多。
记得一次开专家论证会,我们工地上只去了我和亲戚两个人。亲戚中途出去接电话。这时专家组组长问我们施工方一个技术性问题。我四顾茫然,犹如一个人置身华山绝顶。我硬着头皮把施工方案里的一些句子拼凑着,结结巴巴做了回答。可想而知那次专家论证没有通过。后来老板又出钱出力,重新组织,还是那个方案,竟然过了。事后,一专家对老板说,你们那个资料员胆子还大得很!他哪里知道,我当时手心攥汗,两股战战,几欲吓晕。
一次拿着几节钢筋试件送去检测,还坐公交车,试件捆成一小捆就放在脚下。不料我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试件不翼而飞……
还有一次,老板给我一万元现金,让我拿去工地。因为被别事耽搁,我当天并未赶去工地。只好把钱先带回家,第二天再带去。回家的车上,我一路抱着包,小心翼翼。总感觉有人瞄我,要抢我的包。直到进了家门才放松下来。现在想来还哑然失笑,除了自己,谁知道你包里装着现金呀?道理是明白,可就是不由自主。那时候,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拿那么多现金出过门。
我在西安奔波了几年,整理过几十套或薄或厚的资料,签过无数名——签别人的名,因为我自己没有证,我们报的资料员证是我们的挂靠单位提供的。
后来听说国家对建筑部门,尤其是一些大公司下属的分包公司进行了整改,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人岗合一。像我这样的“冒名顶替”再也不可能出现。真庆幸自己早早离开了。
作者 | 何琼 | 陕西人